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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砚是以古淄州砚材所产砚台的总称，淄州设于隋朝，管辖及隶属之地多有变更，今属山东省淄博市。该市曾属淄州，并先后出产韫玉、金星、青金和彩色淄石等十余种砚石。

 

 

淄砚因以石为砚而驰名，且当时石坑尚属淄州，故名淄砚。宋代苏轼、米芾曾分别称其为“淄石砚”、“淄州砚”。作为制砚之“淄石”，博山有两处产地：一是安上村倒流河东岸石坑；二是博山区西部山区——南起禹王山、北至夹山一带。根据石坑的荒废与发掘情况等相关资料的记载，人们普遍认为：淄砚始于汉，盛于唐宋，衰于北宋之亡，衍于明末清初，复兴于上世纪后期。

至迟在明末之前，淄砚是上述第一处石坑所产砚台的专有名词。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《青州府志·器用之属》记载：“有淄砚，出颜神镇。类歙砚，颇发墨。”清康熙四年（1665）孙廷铨所著《颜山杂记》则更明确地指出：“淄石坑在城北庵上村（今安上村）倒流河侧，千夫出水乃可以入……”古淄砚传世极少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方淄砚，据称为汉代所制；唐代以前也鲜有记载，直到宋代才享有盛名。据明朝余怀《砚林》记载：宋神宗曾亲选一方淄砚赐予司马光，司马光慨叹“淄砚逾于琼瑶，一砚价比连城。”苏轼、陆游、唐颜猷、高似孙等也对淄砚评价甚高。淄砚盛极一时，却因时局动荡、战乱频仍而再度沉寂。明清时虽有所采制，“然所产有限，历代斲取、已及黄泉，藏诸水底者殆不可向矣（清康熙《颜神镇志·物产》）。”至乾隆年间，“至于淄砚一项尤属名存实亡（清乾隆《淄川县志·续物产》）。”

 

高洪刚作品  《旧雨蕉叶砚》淄石

铭文（背面）滕根揉就充书架 蕉叶斜分做砚田

 

当此之际，随着明清时期经济文化的一度繁荣，淄砚复为世人所重，制砚者发现了新的石材，所制之砚也称为淄砚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蕴藏于博山西部山区的彩色砚石被陆续发掘，使此地成为当今最好的淄石产地，所制石砚被誉为“新淄石砚”。

 

 

淄石地层属淄博盆地中石炭系，为粉砂质泥岩。所含矿物成分为晶状方解石、褐灰色半透明状泥质物、次棱角状以石英为主的粉砂级矿物，以及形成金星闪烁之象的黄铁矿物质等。各产区石材质地略有差异，品相各具特色，为制砚者巧拙兼用、因材施艺提供了广阔空间。

 

  倒流河石坑所产淄石，有韫玉、金星两种。孙廷铨《颜山杂记》说：“淄石坑……西侧则硬，东侧则薄，惟中坑者坚润而光，映日观之，金星满体；暗室不见者为最精。大星者为下……”此坑之石制砚，古人多有赞誉。诗人陆游《蛮溪砚铭》载：“龙尾之群，淄韫玉之伯仲也。”唐彦猷《砚录》称“淄石可与端、歙相上下。”苏轼、米芾也曾品评淄砚，但褒贬各异。米芾说：“淄石理滑易乏，在建州次。”苏轼则说：“淄石号韫玉，发墨而损笔；端石非下岩者宜笔而褪墨。二者安所去取？用褪墨者如骑钝马，数步一鞭，数字一磨，不如骑骡用瓦砚也。”对此，《颜山杂记》评论道：“不知淄石砚有发墨而不损笔者，惜二公未见也。”由此可以看出。古人评砚，重在实用：老坑淄石，实有制砚良材。

 

铭文（背面）风尘起大地收 一叶落天下秋

 

 

现代发掘于博山西部山区的砚石，有龙山紫、夹山红、荷叶绿、沉绿、绀黄、绀青、三彩诸品。质地细润，纹彩华缛，有单色者，亦有诸色层叠者；石眼、斑点、冰纹、金线、金晕等时有呈现，也不乏有天然石形者。此石有水坑和山坑之分，属泥质灰岩，为制砚良材。随着新的淄砚佳作特别是随形砚的不断间世，此石被业内人士誉为“彩色淄石”，日本砚商则惊呼为“奇石”。

 

淄博地处鲁中，矿产资源丰富，人文底蕴深厚，具有悠久历史的淄砚制作。随着时代变迁几经兴衰，制作技艺却得以流传，并在继承文人砚传统风格的基础上，创作出许多别开生面的随形砚、花式砚，使古老的淄砚生机勃发，异彩纷呈。

博山作为陶瓷之乡，在古代窑址的宋、元、明窑场中曾有陶瓷砚的生产，多为长方、六角等形制。清康熙颜神镇人赵作羹曾以黑山之石琢砚二方，赠予表亲王渔洋。虽然王渔洋《分甘夜话》将青州黑山与颜神镇黑山相混，赵作羹所用石材也可能是红丝石之次品，但赵作羹乃清初博山制砚者无疑。另据《续修博山县志》记载，清代博山人孙继曾经“设帐驼来山，磨石为砚，以励诸生。”上述制作，所用砚材皆非淄石，风格或与古淄砚有所差异，却昭示着当地砚艺的生生不息。

清末民初至新中国建立之初，淄砚进入衰退阶段，制作名家屈指可数。博山人钱振崧（1868-1944）工各体书法，善绘事，曾制有淄石“天光云影砚”等。淄川大堆人王于池（1903-1957）于1919年到博山学徒，后习针灸，成为名医。他精书法、绘画、篆刻，所制之砚堪比上品。可惜英年早逝，遗物散尽。

 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博山工艺美术厂恢复淄砚生产。这一时期的砚艺承传，既得益于老一辈淄砚制作者在困境中的坚守，也得益于鲁砚宗师石可先生在逆境中的执着探求。

 

铭文 君子一日所不可少 今因之以琢砚 又一日不可无也

 

老一辈淄砚制作者郝明皋（1903-1980）精通考古、金石与鉴赏，对淄砚的认定、制作有所贡献，可惜他的作品和藏品都不知去向。钱殷之、石志浩、姚增田、李同生等不仅钟情于淄砚制作，而且富有收藏。钱殷之在《记砚》一文中称：“余所存……一石砚，金星满地，贮水不竭。自‘文革’劫难后散失。”又说：“近日，得我乡夏庄煤矿煤渣中之卵石，以之制砚，亦极发墨，黑如漆而多金石。但质坚而微燥，不及端石之温润耳。可在淄川窎桥所产之砚材以上。戊申缶厂琢砚并记。”对砚艺之热爱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已在青岛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石可先生开始调查山东所产奇石。1974年，仍身处逆境的石可先生跋山涉水，重新开始了系统地考察研究，并在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高启云的支持下，在砚台主产区传艺授徒，进而确立了“巧用天工，简朴大方”的鲁砚总体风格。时值博山区筹建工艺美术厂，又在西部山区禹王山一带陆续发现新的石材，恢复淄砚生产便成为首选目标。制砚者李同生、李同关、胡立民、朱丰村、张茂荣、高洪刚、徐峰、于国华、桑度云等人先后以借用的校舍、仓库为车间，聘请昃如川、光焰、蒋庸夫先生为顾问，以走出去、请进来的方式观摩求教，制作出一批淄砚新品。1978年8月，由石可先生等率队赴京举办的鲁砚展，560方鲁砚以红丝砚、淄砚、尼山砚、徐公砚等为主，引起极大轰动。刘海粟、赵朴初、启功、李苦禅、黃胄、吴作人、黄永玉、沈从文、蒋兆和等文学艺术大家给予高度评价，并题词、赋诗、作画以示祝贺，赵朴初还专门题写“淄砚”二字。1980年，砚展赴日本东京、大阪，又获得普遍赞誉。

 

 

后来，博山工艺美术厂并入淄博美术琉璃厂；世纪之交，工厂因破产重组，原制砚者一时星散，仍坚持不辍者仅有高洪刚、徐峰、于国华等人。获益于大师指教，又爱自学与交流，高洪刚等人书画文章功底渐厚，砚艺日趋精湛。在秉承淄砚传统风格的基础上，他们充分运用新淄石的石形、纹彩特点，在随形砚的制作上探索创新，为淄砚的重新振兴而耕耘、呐喊，使“新淄石砚”受到业界内外广泛赞誉。